发布时间：2008-08-22
作为国家级珍贵档案文献遗产之一的《史氏祖宗画像》，是宁波档案文献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距今已有800余年之久，为史学家研究宋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一、《史氏祖像》画制年代及作者初考
史氏祖像31幅及有关题跋共81页，原属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族宝。据“题跋”记载，画像最初收藏于鄞州下水村的史氏家族。据《林染桥史氏家乘》记载，宋大观二年（1108），史诏为避宋徽宗 “八行”诏书，不愿入朝为官，宁愿下乡奉母叶氏，从明州城内洗马桥（开明街）迁入鄞东大田山后又定居于鄞东下水村，他的五个儿子都生于此，并在此建立最早的祠堂，即“林染桥史家”。政和八年（1118），史师才首登进士，此后师仲、师禾、师光相继迁入城内，在鄞东张斌桥又繁衍“藤下史家”，又建立了祠堂，其中有著名的史渐一门“五子登科”，直到清代初年顺治已未（1685）状元史大成及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升任礼部右侍郎史在甲均为张斌桥“藤下史氏”后裔。至道光已丑（1829），藤下史氏发起重修宗谱、祠堂，重新裱画祖像，并由史氏廿四世孙义震从绿野岙购画像后，重新装裱或仿绘、增补题跋，在家族公祭或重要节庆时才开启木箱出示。后由于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束之高阁，直到1991年因城市拓建，冷落的祠堂将要拆除，原东昇村书记史端华将这套祖像献给江东区档案馆，至2003年在重新整理库藏时发现，引起了宁波市档案局及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据画像题跋及《史氏家乘》记载，四明史氏第一代，字惟则，于吴越长兴八年（939）自浙西溧阳迁明州慈溪，宋开宝六年（973）又迁入明州城内，尔后又分族而居鄞东下水、城东张斌桥、城内湖东湖西及再分迁鄞东东吴、宝幢、东钱湖和余姚、慈溪、象山、北仑等。《史氏祖像》31幅起自史惟则之后的第三代史简（1035—1057），第四代史诏（1057—1130），以及由第六代史浩制定的牌行“师、水、弥、之、卿”五代，其延续历史跨越整个南宋皇朝（1127—1279），共计七代。入元之后，史氏家族失势，但并不贫困潦倒，且更激发思古崇祖之情。如画像之中史吉卿于至元廿九年（1292）“嗜学不舍，优游于图书之府”而死，退居尚书王应麟为他作墓志；又有史蒙卿入元后侨居天台八年，从学者众，大德十年（1306）卒后，名士袁桷为其作墓志。画像最末一位史芳卿入元后“杜门读书”，卒年不详。
在宋元之际，四明史氏族系之中以林染桥史氏为最早，并最早刻绘祭祖之祖像。如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史氏家族首位丞相史浩作《五租堂记》，刻木像祭史惟则以下“五祖”，史浩制定的《家训十六则》，有“敬祖先”条。因而，南宋《史氏祖像》是历代积累，宝藏于下水宗祠，后又转藏绿野岙（今属东钱湖，村名未变）史义震在《历祖图像记》中也说：“余族有宋代历祖图像，年远遗失……乙酉季夏，偶得之绿野族处，举族称庆。”
我们如果细细品味31幅史氏祖像及题跋，不难发现31幅出自同一位画师之手，且从绘画笔墨功力中分析，属民间的上乘画师之作。又因《史氏祖像》的历史延续先后达200年之久，画师对于宋代的官服、冠帽及配饰了如指掌，对于图像人物的生卒爵位更滚瓜烂熟，看来必定是“宋元间”陆续图绘，或在元代初期一次性重绘。而也有专家提出“明代中晚期所绘”，但本人认为，南宋时代的服饰冠帽规制绝不可能在事隔200余年之后有画师绘出当时的规制。再从下水林染桥史氏（含绿野史家），自入元之后渐趋冷落，明代时没有出过显贵，但也有可能在明代时聘画师重绘仿制31位祖像，但依据尚属不足。故笔者仍认为应是明清时按宋画重绘，而画幅的绵纸色泽也未因年久而泛黄。宋元初绘，明清重绘，此乃笔者对《祖像》绘制的观点。
二、《史氏祖像》传递珍贵的南宋时代冠服规制信息
我们尽管对于史氏祖像的绘制年代是宋元间所作或明清时重绘难以定论，这套画像却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南宋时代士大夫衣冠服饰规制的信息。
在古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中，实物和图像是最为重要的形象化的历史文明信息，而在中国服饰文明史上，南宋士大夫官员的服饰，上承汉唐，下别于明清的转形期，留存的实物稀有且并不完整。翻开中国服饰史，南宋时代这一块却甚为单薄，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延续152年的南宋王期，帝王的墓前石刻一片空白，南宋帝陵仅六群古松，幸而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群以近200件南宋墓前石刻存世。但石刻由于材料和雕刻限制且仅宫廷仪卫的形象，又难以反映南宋文臣武将更多的历史规制的服饰信息，近50年来我国各地虽有宋墓发现，但衣冠实物十分稀有，于是只能在文字史料和宋元绘画中寻求信息。如《宋史·舆服志》记载的南北二宋宫廷礼仪规制之中有“进贤冠”，“宋初之制，进贤五梁冠，涂金银花，额玳瑁簪……方心曲领……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三梁冠……。”这些具体的记载，如果缺乏具体的实物和图像，光靠文字不免一头雾水。
如果翻开《史氏祖像》31幅，南宋四明史氏的显要官员中，戴冕冠的为史浩和史弥远，戴五梁七梁进贤冠的19人，戴幞头乌纱帽的9位。
关于幞头，又称乌纱帽，唐代帽后用软翅，宋代改为硬翅，据说为避免官员交头接耳。《宋史·礼制》规定：“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而帝皇二脚上翘，小官吏二脚下垂，一般中等官吏二脚平直。《史氏祖像》中的戴乌纱帽者都为平脚的中等官吏，因黑漆涂于表面，故称乌纱帽。
《史氏祖像》中的越王史浩和忠献王史弥远头戴平天冠，二者又有区别。史弥远是五梁通天冠上加冕板和九旒，通天冠中心有金制的博山。
帽与冠的区别是帽不用系带，而冠又分为七梁、五梁和三梁、无梁，以七梁官级为最高，《画像》中19位进贤冠，属一品二品七梁冠的有11位，其余都为五梁冠，加冕九旒为仅次于皇帝十二旒的最显贵规制，“旒”即为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平板前后垂九串珠玉的饰物。
中国古代的冠有大有小，原是男子成年的标志，都用一条长近一尺的簪固定于盘束的发髻上，颌下有系带，它形成于汉，一直使用到宋明。史弥远的通天冠与诸葛亮用的相同，“冠梁后翻，顶缀翠珠，额加博山、金蝉”，宋代规制之中的进贤冠五梁或七梁在额前饰有博山、金蝉的，画册中有15位官员，此外，在冠的顶部还有一支象征性的“立笔”，而有13位的进贤冠外又罩有薄如蝉衣的笼巾，而笼巾上又饰有2—3只金玉制的蝉和一串貂尾。
宋代冠饰上的立笔、金蝉、貂尾和笼巾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上都不能表达，而《史氏祖像》画册中画得十分具体。立笔又名簪笔，是一象征性的古制，延续到明代，官级愈高愈弯折，宋代陆游诗中“卷服貂冠世间有”、“宝带貂冠虽好看”是取貂“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而内刚劲也”之意。蝉是“取真清虚识变也，识时而动也”。“至宋，施于笼巾，金蝉加于额前，貂尾加于左侧，专用于三公、亲王。”
以上可见进贤冠中金蝉、貂尾和笼巾仅限于高级官员、帝王封爵者才能享用。
《史氏祖像》31幅之中，其中着“方心曲领”礼仪朝服者21位，但史简、史韶、师仲、师木、师光等仅是小官或根本未做官，因此这是因受子孙的显贵而封赐的礼仪之服。穿着圆领便装套衫无方心曲领者9人，女式对襟1人。而“方心曲领”是宋明官员中的礼仪饰物，相当于现代服饰的锁片或领带夹，起到固定领口的作用。此件装饰在东钱湖南宋石刻文官中必用，宋代列为朝会时文官的必备。此物是一种用白罗和金属制成的领口附件，但《史氏祖像》画册中，史弥远的“方心”大而中心有方孔，其他仅在中心划一条横线，一律都是白色，可见方心曲领与梁冠的使用一致，也是宋代官阶地位的标志，自汉代直至唐宋辽金明，至清代则废。
以上除了我们从《史氏祖像》中看到的冠饰和领饰之外，服饰的色彩也显示官级的尊贵。如 祖像之中着朱衣者22位，朱领紫衣者是二位王者。着青白衣者6位。按宋代规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九品以上青”。宋代梅尧臣诗中“鸿雁正来翔，竞看朱服俨”，宁波民谚“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可见服饰的色彩规制也是十分严谨的。
三、结语
宋时代服饰规制的珍贵文献，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过绘画意义的本身，而我国文化科技部门对于南宋时代衣冠服饰的研究和影视、造型艺术等的表现和利用更十分浅薄。浙江著名宋史专家傅伯星先生曾认为“我国目前的许多影视表现的宋代故事的服饰（如岳飞、济公、杨家将等），多为明代样式”，这是因为我国文化和科技部门对于宋代冠服规制的收藏品和文献资料相对较少，特别是南宋时代，江南多雨潮湿的环境，南宋的遗存更难以完好保存。《史氏祖像》的幸存正好填补学术界对于南宋衣冠服饰研究的缺憾。《史氏祖像》的最初作者或许还不是熟知宫廷规制的宫廷画师，却对31位史氏祖宗的衣冠服饰与官级规格轻车熟路，这绝非一位事隔200年以后的明清画师所能为。故笔者认为，宁波有幸收藏的这套珍贵文献遗产，不该再束之高阁而默默无言，它应该受更多的服饰史、美术史、影视专家、历史学者们的关注、研讨和利用，它必将、必定会焕发更辉煌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