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坚持阶段
第一、新四军北撤后,留下少数干部隐蔽坚持,高举党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疯狂“清乡”。
1945年9月下旬,区党委一边全力部署和指挥15000人北撤,避免第二次皖南事变的发生,一边部署主力北撤后干部留守问题。当时安排地区级留守干部三人,分别是四明地区(含三北)特派员刘清扬、邢子陶(后北上),三东地区特派员王起,并留县级特派员10人,区特派员30人。另设浙东纵队留守处,由朱洪山负责。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和留守干部实行“剿灭方针”。9月15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司令陈沛中将在白鹘桥与日方代表宇野节少将举行洽降会谈,接收日军物资,举行入城仪式,并扬言要“剿灭奸匪何静(何克希),肃清四明山奸匪”。他一面招降纳叛,把伪军改编为国军,一面派部队对我留守在四明山晓岭的后方医院抗日伤残人员进行镇压,杀害5人,扣押后方医院院长黄明(残废军人)等伤病员八九十名,编入军队。同时指令由伪军改编的部队包围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和武工队员,蒋子瑛、张小山等4人拒不投降,被敌人纵火烧死。
第二、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我留守干部坚持在山区、平原隐蔽战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保持了有生力量,直至1946年年底。
1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上半年,是留守干部最艰难的一年。为避开国民党顽军军事“清剿”,在四明特派员和南山县特派员陈布衣带领下,一度深入到屏风山坚持两个多月,电台坏了,与上级联系中断。直至1946年上半年才开始恢复活动,并逐步与上级取得了联系,树立起革命斗争的信心,坚决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动镇压。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加强抽丁、征粮,从6月5日起又开始发动“清剿”,推行所谓江西的“剿共经验”,在各村交通要道筑碉堡,烧山并村,开展“清剿”。
由于和上级联系不上,四明特派员决定派陈布衣同志北上寻找党和浙东纵队。1946年6月,陈布衣乔装从四明山出山经宁波、上海,渡海到苏北,8月底到淮安,找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受到分局书记邓子恢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的接见,并按指示找到山东临沂我新四军浙东纵队(当时已改为一纵三旅)谭启龙、何克希,陈布衣回浙东已近年底,不幸的是,朱洪山同志于1946年12月31日在鄞西潘岙遇难。
四明工委成立。1947年1月,四明特派员与上海党取得联系,上海分局决定成立浙东工委。同月,成立四明工委,书记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兼,陈布衣为副书记,朱之光、陈爱中为委员。2月,上海分局作出《关于外县工作决定》:“要抓住时机,争取速度打开局面,建立敌后第二战场的坚强堡垒。”“进一步配合正面战场的胜利。”
武装斗争阶段
第一、国民党的三次缴枪。最早一次是1946年12月4日,四明地区朱之光和余上县特派员黄明领导的余姚天华乡乡公所缴枪。第二次是1947年1月25日晚,四明地区陈爱中和鄞西留守干部领导的鄞西细岭大皎乡自卫队缴枪。第三次是陈爱中等协助慈镇县特派员赵士炘和沈宏康领导的武工队在镇北窖湖乡公所缴枪。对国民党的三次缴枪是三北、四明开展武装斗争的先声。但由于斗争的复杂和尖锐,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陈爱中、冯和兰、吴家安三同志和余上县特派员黄明因叛徒的指认和出卖,相继惨遭国民党杀害。
草茅庵建立四明主力。1947年3月中旬,顾德欢受上海党派遣,到宁波听取四明工委委员陈爱中汇报,4月11日到慈南芝林听取陈布衣同志汇报,4月底又在芝林与朱之光研究如何集合各地武工队及建立武装问题。5月11日,顾德欢、陈布衣、朱之光在慈南孔岙山“公馆”讨论建立武装,并提出开展武装斗争总方针:“争取时间,独立自主地、大胆地、积极地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四明游击根据地,打通会稽,开辟台属中心根据地,建立浙东敌后第二战场之坚强堡垒和建立武装”。5月15日晚上,重建四明主力武装大会在慈南余鲍陈村后草茅庵山上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顾德欢和四明工委陈布衣、朱之光等及部分武工队员和部分地方干部共70余人,动员的口号是:“三五支队回来了”,部队的番号为三支二大第四中队,下设两个排、四个班,指战员43名,有轻机枪1挺,步枪28支,短枪数支。
出击三北。三支二大四中成立后,顾德欢、陈布衣同志亲自带领部队于5月下旬渡过姚江,与慈镇县赵士炘、沈宏康领导的武工队一起,先后在庄市彭王庙、庄市警察所,及慈北和镇北一带乡公所缴枪。6月19日,部队又在镇海中官路一带与镇海保警激战,当时镇北一带老百姓相互传告“三五支队回来了”,6月20日在留车桥突破敌人包围,是日晚渡过姚江回到四明山。这一次出击三北,历时近一个月,拉开了浙东武装斗争序幕。
1947年7月,朱之光同志在余姚湖头庙成立五中队。1948年1月,四中与五中合并,命名为“钢铁部队”,后来直属浙东临委指挥,与会稽一部分部队合并,成立三支队。
第二、浙东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由于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的被捕,上海局决定顾德欢同志任浙东临委书记。1948年1月,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孔岙召开,会议对开展浙东武装斗争进行了很好的策划,决定外线出击,打通四明山与台属地区、会稽地区、金萧地区的通道,并从上海浦东地区抽一支武装来浙东。
第三、浦东部队南渡和上王岗战斗。1947年7月初,由中共淞沪工委在上海浦东建立的一支游击武装——浦东人民解放总队(简称“解总”),曾第一次南渡不成功。1948年5月,以淞沪工委书记张凡为首成立“行动委员会”,浙东临委派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去浦东接应另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大团镇自卫队武装,同时在姚北十六户一带,分别由余上县工委、武工队和当地党组织做好接应工作。1948年5月14日晚,“解总”和“大团自卫队”300余人,在大团镇外小洼港下海,经十小时航行,于5月15日到达十六户,余上武工队300多人则于5月18日到达姚南左溪乡章雅山,与浙东临委和三支队会合。浦东部队改编为浙东临委五支队,张凡为政委(后张凡调金萧,改由陈布衣为政委),储贵彬为支队长。
浦东部队南渡惊动了蒋介石,他下令撤销南汇、余姚等县县长职务,委派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王云沛坐镇梁弄,由浙保一团“围剿”四明山。浙东临委利用占据姚南上王岗和东茅山一线有利地势,与敌接战。5月28日,激战一天,敌伤亡百余人,俘获30余人,我部队亦伤亡20余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战斗。
第四、回山会师、浙东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王岗战斗后,临委决定派三支队政治处主任诸敏率部队跳出内线,渡过曹娥江,协助会稽中心县工委和嵊新县工委打开局面,同时引开围剿四明山区的敌人注意力,把革命的火种引向广阔的台西地区。1948年8月,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和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带领“钢铁”部队从奉化南下台属地区,在宁海山洋根据地与四支队会合。1949年1月,部队在新昌回山会师,召开浙东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组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治委员顾德欢、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直辖三支队,另有金萧一支队、会稽二支队、永康六支队、台属四支队、五支队仍留四明山区继续战斗。
从1947年开展武装斗争起至1948年年底,浙东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革命武装,并稳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不仅有文化机构和《四明简讯》、《浙东简讯》等刊物,还有被服厂、修械所和后方医院。四明地区还建立了特派员办事处, 5个县有26个乡建立了民主政权。
迎接解放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推李宗仁上台和谈,蒋回到溪口故乡。为保证蒋介石安全,2月中旬起,国民党军队对四明山和三北发动“清剿”,四明工委决定展开对国民党的反封锁、反清剿,在敌人“清剿”中,鄞西地区先后有四名地方干部、一名武工队员英勇牺牲。
1949年4月,大军渡江前夕,浙东临委在诸暨陈蔡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华东局就迎接解放作了指示。四明工委就迎接解放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建立城市工作机构,设城工部,各县设城工科,抽调干部对城市进行调查,编出专门材料,供接管之参考。四明工委城工部长钱铭岐还亲自约见宁波城内民主人士金臻庠、沈曼卿做好各项工作配合解放;第二,举办学习培训班,组织干部学习城市政策,加强纪律性;第三,建立支前办事处,筹集粮草,保证做到渡江大军的粮草供应;第四,准备慰劳品,掀起群众慰劳大军热潮。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8日,浙东人民解放军二纵主力进驻绍兴,与21军先头部队会师。5月中旬,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率五支队移驻姚南沿江。5月16日,三野七兵团第22军从杭州出发,沿杭甬公路向浙东挺进。第21军61师则由新昌、嵊县向奉化、溪口进军。5月19日,22军进抵曹娥江西,敌87军221师663团溃逃,我大军22军65师193团渡过曹娥江,5月22日在姚南圭竹岭附近的龙舌里村与五支队会师。沿公路前进之66师196团在马渚青港与余上县工委书记余先率领的县办、县武工队会师。23日晨,66师解放余姚,并与65师会师,继续向三七市、二六市、汶溪市挺进,5月24日解放慈溪。65师继续南下向宁波江北地区进军,64师则向宁波西郊进逼,该师190团于24晚上22时进入市区,6月25日宁波全城解放。
同一天,我21军61师从嵊、新、奉分别解放奉化、溪口。26日,镇海解放。22军从上虞打到穿山半岛,最后以伤亡380人(其中阵亡38人)的代价,歼敌3719人。5月29日穿山半岛全部解放。
宁波解放。5月28日发出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告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主任丁秋生(二十二军政委),第一副主任张登(即沙文汉)未到职,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任副主任。
21军和22军发起宁象战役,7月5日解放宁海,7月9日解放象山。此时,宁波大陆全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