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灾童教养院记事

图为部分国际灾童教养院教职员工合影（奉化市档案馆提供）

　　在奉化的史页上曾有过关于国际灾童教养院的记载。教养院创办于1938年9月，至1943年下半年结束。“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日寇在上海吴淞、江湾、闸北一带狂轰滥炸，致使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尤其是一大批儿童失去了父母和亲人后孤苦无依、流落街头、凄惨万分。失亲儿童的生活境况使上海爱国实业家——杭州华丰造纸厂创办人竺梅先先生焦虑不安。在一次宁波旅沪同乡会董事会上，他提出要创办一所教养院，以“把丧失亲人、无依无靠的孤儿收养起来，把他们教养成人”。这一主张得到了董事们的赞同，于是竺梅先先生亲任院长，多方募捐集资，筹办了教养院。为避免日寇的骚扰和干涉，促进收养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教养院特邀请了国际友人担任教养院董事会董事，并取得有关国家驻沪领事馆发给的护照，因此特命名为“国际灾童教养院”。
　　教养院院址选择在当时尚未沦陷的竺先生家乡——奉化楼溢泰清山，是利用已废弃的泰清寺加以整修、扩建而成。教养院依山而建，规模很大，有9个教室和7个很大的寝室，此外还有图书室、理发室、浴室、砻谷房、厨房、饭厅、医疗所、大礼堂等，并有大操场、游泳池，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教养院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共收养灾童600来人，聘请优秀教职员工70余人。在院长办公室下设有教导处、总务组、抚养组、医疗组和警卫班，于1938年9月正式开学，实行教养兼施、德体并重的方针，一年三学期，无寒暑假，教养院注重抓教育质量，老师多是有识之士，学历较高，学生远离家乡能专心学习，成绩优异，教育效果明显。
　　教养院设计并制作有院徽，呈三角形，底色为白色，下方是深蓝色的汹涌海水，上方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中间一个巨大的救生圈，象征着挽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教养院还创造了自己的院歌：“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看他年血耻韶关。……河山虽破，有黄农裔胄，五族同胞，一德齐心修学业。……少康一旅，中兴责在吾曹。” 歌词充分彰显了办院的宗旨和对学生的期望。
　　教养院的灾童主要是来自上海沦陷后的各难民收容所里的孤儿，也有虽有亲人但无力供养的儿童，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四、五岁。灾童先报名，然后到竺先生创办的18伤兵医院进行体格检查，首批到达者500人，时间为1938年9月2日。灾童的衣食住、学习等费用全由教养院承担，夏季穿的是白衬衣、蓝工装裤，春秋季是灰面白里的夹袄，冬季是棉袄、夹裤，全年都穿草鞋，冬天加一双布鞋。
　　教养院的经费除一部分是募捐外，大部分是竺先生自己出资的。竺先生当时是上海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的经理和总经理。为响应抗战号召，已出钱捐献了一架飞机，还把家里历年积存的银杯、银盾等上百件银器捐献作救济难民之用，又筹募巨款创办了伤兵医院。建议创办教养院后，更拿出大量资金，将他持有的民丰、华丰两造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全部抵押给银行，办院五年共计出资25万元。此外他还各处奔走，募集经费和粮食。1942年春，竺先生为解决教养院的粮食问题又亲自去永康采办，终因长期辛劳，积劳成疾，又加长途跋涉病体难支，咯血不止，返回后即卧病不起，延至5月30日与世长逝。从此教养院的经济发生了更大的困难，经费日益拮据，粮食供应不足。为改善生活条件，教养院曾向县孤儿院租了数十亩土地，并开垦山地，办了小农场，种植了一些杂粮、蔬菜，并饲养了一些猪和羊，以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
　　办院期间，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流行病。因为泰清寺地处冷山辟谷，周无集市，邻无村落，又因久无人烟，难免有瘴岚之气。灾童到后不久，就一个个患上了疾病，时冷时热。派人去上海、宁波购买到药物后，才将病情控制。而后不久，学生又生疥疮，满身四肢奇痒无比，为此全体员工对学生进行集体治疗，奋战十多天后才把疥疮治愈。
　　1942年，教养院收养的灾童相继毕业。毕业后，有家可归而又不愿回去的，通知他们的父母接回去；无家可归的年长女学生愿结婚的，则为她们找婆家，出嫁时送棉被一条，木箱一只。有的则送护士学校深造或从军等，也有去竺先生及其朋友开办的工厂工作的。至1943年下半年，由于汪伪人员的要挟和经费来源的日益困难等原因，教养院停办，所有房屋、教具、用具等全部无条件移交给当地。1944年春，教养院更名为泰清中学，办至1946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