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在象山
发布时间：2012-12-04
笔者在浙江象山县档案馆有关档案资料了解到，太平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大规模进军浙江。五月，侍王李世贤部占领金华，设侍王府。十一月，令麾下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各率所部南北夹击，于初八日攻克宁波。黄呈忠即遣部将张得胜于初十日由奉化进入，驻宁海黄溪口。据黄溪口人邬德光来信告知，张部已宣称，将于十五日占领象山。消息传来，全县震动，绅耆欧景辰等数十人集于姜毛庙商量对策，并邀县令严家承与会。商议决定派员迎之于境外，与议者立券签名盖章，末尾钤以县印。后共推贡生王芳棣、禀生周有光等代表，携“羔酒银币”去黄溪口犒军谒见。张得胜抚慰之余，给予令旗，并云民众只要贴“太平天国顺民”字条于门，不须迁避。十一月十五日辰刻，太平军二千余人越西溪岭、经泗洲头进入丹城。张得胜，湖南人，行伍出身，治军甚严。一进县城，即张贴告示：“杀戮人民者斩”，“烧毁房屋者斩”。并随即推行太平天国乡官制，物色殷实人士充当。其最尊者为监军，总理全邑，次为军帅，每乡一人，又次为旅帅，全县几十人。以下为卒长、伍长等，相当于保甲长。乡官主要职责为筹办粮餉，如期量给，并协助维持社会秩序。
自进城第三日起，张得胜即筹备组织地方政权，推行太平天国乡官制。十二月初五日众乡官居入城谒见，越日各领职事回乡。象山县监军为墙头欧景辰，监军局即设于墙头。东乡军帅樊沛如，南乡军帅史积诚，西乡军帅石天富，下南乡军帅陈庆安，各乡设乡局。城中于姜毛庙设保安局，王芳棣、周有光为团董。由于乡官制的推行和地方政权的建立，四乡居民不受兵火之劫，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正常的维持。
十二月上旬，有南冲土匪纠党数百，乘乱劫掠民财，将在得逞后投太平军。当地旅帅郑卜棠星夜入城禀告，张得胜即令部将余某统劲旅三百出城，南冲土匪见军旗即作鸟兽散。当场捕得盗首二人，一斩一囚。张得胜表示，乡民中有乘乱作恶者，允许乡官随时缚送，讯明立决。
张得胜虽为武将，凡乡官来见，接待迎送颇有礼貌。御下极严，不许一人出城，从无士兵下乡喧扰。间有私事出城，不过三五里外，从不过夜。十二月中旬，张得胜部奉命改驻奉化，继之者为余姚潘世忠部。该部以三年前余姚十八局农民义军为基础，起义失败后在潘世忠等领导下坚持斗争。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攻克余姚，十八局所在各村农民纷起参加太平军，人数骤增至八千。该部受令于十二月中旬起，分批进驻象山。八千人军需供给非丹城一地可能承受，势必分散下乡，军纪也不可能如张得胜部整飭，士兵常穿戴妇女服饰，招摇过市。对于象山本地乡官，尚心存忌惮。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全数撤尽。
继之者为象山本地人顾廷菁部，其在象山的时间也最长。顾廷菁，原名顾景涓，新桥山根人，落第秀才。年前因与寡嫂争产涉讼，遭邑令杖责，无面目见乡里，遂远走投清浙营水师，充小头目。太平军占领浙江，即率本队迎降，愿以收宁波自效。闻张得胜部移驻奉化，即向黄呈忠、范汝增等首领乞管象山地界。正值潘世忠部另有任务，得黄、范首肯，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先邀太平军老兵四五十人至象山争城。同治元年（1862）正月起，顾廷菁接任，其军队以张、潘两部外，零星来投后留落象山的千余人为基础，收编清驻钱塘八营溃散之督标兵二百余人为骨干，号称“八标”。清钱塘八营作官军时素来暴悍不制，为所欲为。顾廷菁受职为参天豫，得“八标”后倚为干城，且自以为无上等爵，平时衣帽鞋袜，均用黄色，自拟至尊。为永久计，大兴徭役，令民夫数百，拓建所据林氏宅为行宫，对门造鼓楼，并大修祖墓，规格如王坟。
顾廷菁有亲戚为黄公岙史某，有同窗好友群庠生俞绶，时充乡官，在黄公岙乡局内任职。闻其暴戾无人性，作书戒之，辞恳意诚。不意顾竟大怒，一夜统兵千余人，绕道而往，缚俞绶及史氏兄弟回城，并罄其家中所有，掳掠一空。先斩无钱可索之寒士俞绶，立索史某于五日内缴银洋五万。史氏兄弟日夜对泣待死。事为监军欧景辰得知，借故以他事诣宁波，晋见首王范如增，告顾某之恶，论史某之冤，恐激民变。范汝增即传命调顾廷菁至宁波，拟另选别将，并授令箭释史某出狱。
南乡民众知俞绶、史某为乡官而无辜被囚被杀，群情激愤，聚众至数万，黄公岙而东，无不响应，枪炮声数十里不绝。时太平军劲旅已离象，能守者不过数十百人，其势岌岌可危，幸监军于起事之翌日抵象，驰书告以将“调顾释史”，乡兵乃解。
顾廷菁抵甬即被抵押，后赂监守者逃回象山，黄呈忠即遣亲兵十余人踵至，立押回甬，严加看管。
四月十二日，太平军撤离宁波。顾廷菁部下之“八标”闻讯即投清又作“督标兵”，横行路侧，无法无天。四月十五日，象山官绅兵勇入城防守，顾部余众星夜望风逃散。顾廷菁在宁波也乘机脱逃，改披清朝服饰，来往于当权者之门，希图恢复当年在浙水师营之职衔，结果均被拒绝。未几，讼之者蜂起，有司严令缉拿。至此顾自知无可容身，拟挟其所有，扬帆下海远遁。解缆前被缉捕者所获，审讯时还多方攀诬，冀图侥辛，后被斩决。
四月十八日，象山知县严家承复任。王芳棣、周有光自恃有诸绅誓券及县印花押在手，且在顾廷菁入城后即携眷避乡，未参与作恶，虽有亲友劝之远遁，置不为虑。严家承为推卸责任，贿嘱吏胥倪本智、汤景谟等，从周有光家窃去诸绅誓券及县令印谕，将王、周“迎降”详情，通详巡道，回文就地正法。
誓券印谕失窃，王芳棣、周有光始惧而有遁意，相约中秋在家过节后同行，而八月十五夜竟遭掩获。时衙署已烧毁，王、周二人即囚在缨溪书院之后阁。周有光自揣无生机，题院壁有“万姓生余多造化，一身死后有公议”之句。王芳棣犹望百计求活，于囚中写成冤状，详述当时经过，着人传之于外，俾城乡各知其情。知县得悉，更欲速杀之以灭口。此案在清代无人置理，至辛亥革命后，两家后人及地方主持公论者犹向政府公禀。民国十二年（1923），浙江省省长颁给“义行可风”匾额，成为社会“公议”的评价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