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称雄海上的明州商帮
作者：祝永良
自公元 9 世纪起，以唐宋商人、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和明州商人为主的海上贸易商团开始崛起。其中，明州三江口聚集了大批海商。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他们是一个最具开拓和冒险精神的群体，当世界还沉湎于大陆文明之时，他们已扬帆远航，北上日本、高丽，南下东南亚、印度洋，驰骋于国际贸易舞台。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路先锋，是国际贸易的拓荒者，是海洋文明的使者。
历史上把这些以明州为基地发展壮大的唐宋海商，统称为“明州商帮”，也称“唐商团”“宋商帮”。
张保皋东亚称雄
张保皋是 9 世纪上半叶海上贸易活动的先驱，他以新罗清海镇和大唐明州港等为基地，在大唐、新罗、日本三国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张保皋（790 年 — 841 年），新罗人。因出身低微，在本国出头无望，17 岁时渡海入唐，加入了徐州地区的武宁军。唐朝诗人杜牧在 《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中，称他“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因为武艺高强，张保皋在唐朝镇压藩镇势力的战斗中屡建功勋，被升为武宁军小将。
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劳动力告急，新罗百姓被海盗掳掠到大唐为奴的情况经常发生。829 年，在大唐拥有丰富打拼经历的张保皋回到新罗，向国王提出：“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新罗王听后大悦。
清海镇，也就是现在的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是新罗的南大门，与济州岛隔海相望。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827年—835 年，编者注）后 ，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可见，张保皋被国王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后，新罗人被卖为奴隶的现象逐渐得到遏制。
新罗王拨给张保皋的一万人的军队中，有相当部分是当地居民，这些人熟谙海路、掌握航海技术，因此张保皋的清海镇很快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基地。张保皋还吸收了大量在唐新罗人为自己的商团成员，与他们建立信息、贸易网。韩国学者金成勋称张保皋商团为 “军产结合的综合商社”，就是指这个商团是由熟知航海技术的船员、商人和军人组成的混合团队。
张保皋的商船到大唐沿海，售出新罗货物，再将购得的唐物运往日本交易。他的商团人数众多、船舶坚固，交易规模庞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垄断了唐日海外贸易。
明州是张保皋商团向东南沿海拓展贸易的主要港口。从新罗灵岩附近或清海镇出发，经黑山岛，横渡东海，可到达唐鄮县的望海镇（今镇海）。当时的日本学问僧也大多乘坐张保皋的商船，从明州登陆入唐。日僧圆仁在用汉文撰写的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提到张保皋及其部下，说他们通晓汉语、日语，圆仁回国时，曾得到这些新罗人的莫大帮助。
张保皋在贸易中敏锐地发现了陶瓷的奢侈品地位，他不但经营明州产的精美越窑青瓷，还直接从明州带回懂技术的陶工。这些被他带到新罗的明州制瓷工匠，与新罗人一起，成功烧制了“新罗青瓷”，这比日本烧成真正的瓷器要早近三个世纪。新罗从此由青瓷输入国，一跃成为青瓷输出国。今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高兴郡都发现了 9 世纪至 10 世纪的青瓷龙窑，证实那里曾是明州越窑技术东传的一个接收点。韩国莞岛清海镇的张保皋城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明州产越窑青瓷。
840 年，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欲娶张保皋之女为次妃，朝臣以张保皋出身低微为由加以反对，文圣王因此作罢。张保皋心生怨恨，翌年于清海镇发动叛乱，当年11 月被朝廷派来的刺客杀害。
张保皋像
明州海商的崛起
张保皋身亡后，其属下四散流亡海外，其中一部分人跑到日本。鉴于此前有很多新罗流民在日本充当乱民，日本政府对新罗商人持不欢迎态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州商帮应运而生，担当起贸易舞台的主角。
明州海商的崛起，得益于明州城的因港而兴。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迁治三江口后，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使明州成为我国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朝后期，明州港不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且还是大唐与日本、新罗之间“东亚贸易”的四大枢纽港（明州、登州、博多津、清海镇）之一。宋代乾道《四明图经》称：“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唐代明州商帮中最负盛名的是李邻德商团、张友信（一说张支信）商团和李延孝商团。李邻德商团主要往来于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史籍记载其往返百余次。张友信商团主要以日本肥前的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 30 多人。而李延孝商团则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之间，人数达 60 人。这些明州海商都有着精湛的航海技艺，能熟练掌握东海的气象规律，并开拓出一条航程更短的赴日航线。
这条航线的基本走向是：从明州港起航，向东偏北横渡东海，直抵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 （今五岛列岛），再转航驶向筑紫的大津浦和难波。从日本回中国，则从博多扬帆，先到五岛候风，等顺风时可一口气横渡东海到达明州。来回单程在正常情况下只需5天。
据日本史籍《安祥寺惠运传》记载，唐商最早赴日贸易是在会昌二年（842）。这年春，明州商人李邻德自明州港驾商船渡海去日本。同年 8 月 24 日，李邻德从值嘉岛出发回国，顺便将日本学问僧惠运带到了中国。
该史籍还写到了另一位明州航海家张友信。唐大中元年（847）六月二十二日，张友信等 37 人驾船从明州望海镇出发前往日本，“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才入浦口，风即止”。意思就是张友信正确熟练地利用了季风，仅用三天三夜就到达日本肥前值嘉岛，创中日间帆船航速最快纪录。
明州商团到达日本后，一般是直接与日本的太宰府做生意。太宰府为此专门建造了鸿胪馆，供明州商团登陆后居住，并在那里开展商贸活动。今日本九州福冈县还保留着鸿胪馆遗址。另外，明州商团在今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福江岛上留有一处寄泊地，日本的那留浦则保留着一口明州商人的汲水井。
惠萼与“不肯去观音院”
唐代在长安留学和在各地学法的日本学问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明州登陆奔赴各地的，仅从会昌二年（842）到咸通六年（865），登陆明州的学问僧就有惠萼、圆珍等几十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惠萼，史书中也称惠谔、惠锷、慧锷、慧谔、慧萼。他至少 5 次入唐，除第一次从山东上岸，其余均从明州港进出，其入唐次数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颇为独特。
惠萼于会昌元年（841）西渡（一说 840 年），从日本经新罗在山东半岛登陆，偕弟子到五台山求法。会昌二年（842），惠萼从明州乘李邻德的商船返回日本。这是惠萼第一次在中国的活动。
惠萼第二次来唐上岸明州，是在会昌四年（844）三月前，恰逢唐武宗“灭佛”，不得不止步苏州，其间更名 “居士空无”，抄写白居易的《白氏文集》。847 年，惠萼乘明州海商张友信的船，从明州三江口出发返回日本。他把抄写的《白氏文集》70 卷本带回日本，为后世日本吸收汉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普陀山上的“不肯去观音院”，其中供奉的观音像，就源于惠萼。唐大中十三年（859），惠萼再度入唐，登五台山，于中台精舍迎归观音像，途经明州，乘张友信船回日本。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对此的记载富有传奇色彩：“……惠谔诣五台山时，见观音貌像端雅，愿迎归其国。”但好不容易运到岸边时，却“涛怒风飞，舟人惧甚。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因呼为“不肯去观音”。
因为这段因缘，观音由普渡众生的菩萨，演化成为岛民渔业、航海舶贾、沿岸渔民的守护神。也因为这段因缘，南宋嘉定六年（1213），宋宁宗应丞相史弥远所请，指定普陀山为供奉观音的道场，并御赐“圆通宝殿”额。自此历经各代，普陀山共建成 200 余座寺院，前往参拜的僧俗络绎不绝，观音信仰遍及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
惠萼最后一次入唐是在 863 年，随日本王子头陀亲王乘张友信船抵达明州，次年 4 月自明州归国。头陀亲王与惠萼的大唐之行，让后人知道了唐代宁波曾有过像张友信这样在航海界了不起的人物。
不肯去观音院
宋商受宠高丽国
明州的海商在北宋时期继续发展，到南宋达到一个高峰。
宋朝规定，商人出海贸易，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自明州市舶司建立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不少经明州签证后放洋。
元丰二年（1079），宋政府又明确规定：商人往高丽贸易，资本达 5000 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即要在明州市舶司登记姓名、籍贯、贸易对象国，并有当地人担保，在确认无携带违禁物品后，市舶司方发给出海凭证。元丰三年（1080）八月，明州港不仅成为宋丽官方往来的唯一通道，而且成为民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
从 1021 年至 1192 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共 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 77 次，共计 4548 人次。此时，明州商人去高丽贸易的规模更加庞大，往往动辄百人以上。史料记载，宝元元年（1038），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等 147 人经明州港去高丽经营贸易。
到了 12 世纪中叶，明州商人赴高丽贸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古与高丽贸易，明州之商十八九”，可见明州商人在宋丽贸易中的活跃程度。
为了贸易便利，很多宋商长久居留在高丽。据《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高丽政府为了留住其中能力强的宋商，甚至不惜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这其中有不少是明州商人。
1055 年 2 月寒食日，高丽政府“飨宋叶德宠等八十七人于娱宾馆，黄拯等一百五人于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于清河馆”，一次就招待了 200 多名宋商。
1124 年，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赴高丽滞留不归，明州地方官员向高丽发牒请求高丽政府归还或遣返这些商人。
《高丽史》“卷十五”记载：“（仁宗二年五月）庚子,宋商柳诚等四十九人来。初，明州杜道济、祝延祚随商船到本国，不还，明州再移文取索。”但高丽王爱才心切，竟上表请求宋朝，希望允许这两位明州商人留在高丽。宋朝也只好顺水推舟，杜道济等留下后，为高丽所用，成为高丽的“归化宋商”。
孙忠护成寻入宋
孙忠，又名曾聚，是北宋明州的一名海商。从熙宁五年（1072 年）到元丰五年（1082 年），他先后六次往来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其中熙宁六年（1073 年）抵日以后，侨居日本经商 5 年，到元丰元年（1078 年）才回到明州。回程中，他将一位叫仲回的日本僧人送到了中国，他的名字因此出现在《宋史·日本国》的记载中。
《大日本史》卷 233 则早于《宋史》六年出现孙忠的名字：“四年春，大云寺僧成寻乘宋商孙忠船入宋。”
成寻，是日本平安初期高官（左大臣）藤原时平的曾孙，入宋时为日本岩仓大云寺住持。
孙忠是如何护送成寻入宋的？在成寻的日记体史料《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详细记录。
1072 年 3 月 15 日，成寻登船后写下了日记的首篇。这艘船的一船头叫曾聚，也就是孙忠。二船头叫吴铸，福州人。三船头叫郑庆，泉州人。与成寻一起入宋的，还有赖缘等 7 名日本僧人。
船在日本海航行 5 天后，于 3 月 20 日过了“高丽国耽罗山”。此后，天下起了雨，刮起了风。22 日，船在惊涛骇浪中有惊无险地进入大宋海域。25 日下午“始见苏州石帆山”。26 日“著明州别岛徐翁山”。27 日“著明州黄石山”。但由于这艘船上有福建商人搭载的货物，船在进入明州海域后又辗转驶向了岱山岛，直到 4 月 4 日才进入明州。
成寻入宋已是 62 岁高龄。在宋都汴梁，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神宗皇帝亲自召见于延和殿，并赐紫衣、绢帛等物，敕馆于京都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成寻留宋 9 年，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圆寂于宋都开宝寺。
成寻的弟子赖缘、快宗等 5 人则于次年（1073 年）6 月搭乘孙忠的船回国。宋廷托他们带给日本朝廷御笔国书，并赠金泥《法华经》和锦 20 匹，因 国书 中有“赐日本国”字样，日本人感到在外交上受到了轻视。直到 5 年后，即 1078 年，日本才派通事僧仲回带着织绢 200 匹、水银 5000 两，作为对大宋的回礼，再次搭乘孙忠的船入宋。此事在《宋史·日本传》及日本史籍《百炼抄》中均有记载。
博多崛起中国城
日本在藤原时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本国居民私自出海贸易。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禁止宋商前去贸易，故这一时期往来于中日航线的大多是明州商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明州商人孙忠、朱仁聪等 17 人先后多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台州商人周文裔、泉州商人李充、福州商人陈文佑等，也以明州为基地，频繁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
最初，日本政府按照唐代旧例，在鸿胪馆安置宋商，供给衣粮。后因来船太多，不胜负担，便不再设馆接待，并规定每个宋商到日本贸易必须间隔两年。但很少有商人遵循，他们往往以“遇风漂至”等为借口提前来日贸易。
11 世纪前半期，日本接待宋商的地方主要是鸿胪馆，并在此交易，而到 11 世纪后半期，鸿胪馆失火，贸易地点就转移到了博多。
宋商团的贸易以青瓷和丝织品为主。越窑青瓷制作精美，丝织品质地优良，做工讲究，尤受日本人喜爱。除了青瓷和丝织品，还有典籍、佛像、中药材、香料和其他工艺品，从日本则带回沙金、铜、硫黄、刀剑等产品。
如今在博多，人们发现了很多宋商卸货船留下的遗物及宋商在岸边交易时扔下的破损货物，大多是陶瓷器，是用来装香料、染料、砂糖等中国造的罐和壶。上面有“张”“李”等中国人的姓氏及表示商人集团的“陈纲”“王纲”等字样。
从日本文献中可以得知，在 12 世纪的博多，出现了叫“中国城”的“博多津唐房”。这些房子是 11 世纪后半期到 12 世纪前半期在博多滨西部形成的。而唐房的东侧有日本居民居住，也有宋商的墓地。据考证，这些房子是日式风格，屋檐装饰使用的是中国风格的瓦，使用的餐具是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墓地的式样是宋商自己设计的，他们接受的是日本净土宗的信仰，但同时也向明州的寺院捐赠钱物，以维系和故乡的感情。到了 12 世纪后期，他们就和日本人混居在一起了，还和日本人通婚。博多逐渐发展成为港口城市，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
由于宋日之间的贸易是由宋朝明州商人唱主角的民间贸易，这使当时的日本经济完全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宋商们有时还客串两国使节，扮演官方角色。他们在日本（博多）落地生根，建造唐房，由“岸边交易”发展成“住番贸易”，博多逐渐变成宋商的营业据点。后来，这些明州商人的子孙又充当了元日贸易的主力。宋代这种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构成了一个东亚海上贸易圈，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巅峰。
这就是唐宋时代雄霸海上的“明州商帮”。自此以后，浩瀚的海洋，为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提供了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舞台，催化了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外探求、积极开拓的意识，铸就了宁波人以海为怀、向海而生，敢于弄潮、敢创大业的精神特质。从唐宋的“明州商帮”到近、现代“宁波帮”，再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宁波港已从木帆船时代的古港，华丽转身为世界顶级大港，焕发出日益蓬勃的活力。
往事越千年，宁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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